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以义制利”，即以道德礼义节制人的利欲的基本准则。一方面，荀子认为，人的“好利”、“好声色”的自然本性是天生的。“性”的裨就是“情”，而“情”的表现就是“欲”。所以，人有求利欲望，这是性情的必然。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在荀子看来，人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人有利欲是十分自然而然的。只要是人，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有求利之欲，是不可能去掉的。
另一方面，荀子又认为，人的利欲是无止境的，社会财富却是有限的，人的利欲实际上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人们对于利欲必然要有所节制。“以义制利”，才能调节人的利欲无限性与社会的财富有限性的矛盾。他说：“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求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情欲，虽然不可能充分满足，但可以尽量得到满足；虽然不可能去掉，但可以努力加以节制。依靠礼义道德这些求利和节制利欲的规范，才既可能恰当地满足人的情欲，又可合理地节制人的情欲。
荀子“以义制利”的义利观，是其上面提到的“礼以养性”的道德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如前所述，荀子虽然肯定人有“好利”、“好声色”等自然情欲，但他同时又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正是人“有义”，才能使人类“群居和一”，进行有序的社会生活。他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主张在以礼节欲的前提下“义利两有”，功利的获得以“一礼义”为条件，应当“先义而后利”。这样既克服了纵欲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错误，又避免了禁欲主义和“寡欲”说的消极倾向。荀子“以义制利”的义利观，显然汲取了儒家“见利思义”说、墨家“贵义”、“尚利”说、法家的人性自然“趋利避害”说等各种学术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在先秦诸子的义利之辩中，具有批判的总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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