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文明并不完全等同。文明是一个整体系统的层次，道德只是相对于历史阶段的内心戒律。而且人类的人文问题是交相制约的复杂事情。当历史进步到某个时期，旧的道德不适合新时代时，人类就会出现新的道德危机。文明是逐步进化的，道德并非一劳永逸的凡事派通则。人文问题不像科学是直线进化的规律，当科学有了新的发明以后，旧的科学就要淘汰，但人文文化永远在老问题上周旋不已。今天的人文主义只不过还在古人提出的原创性问题上兜兜转转，只是比古人讨论得更深入更精致化更复杂罢了。道德是一种守旧的概念，文明是新潮时尚的系统，道德遇上文明，显得多么的无力无能啊！在这方面，人类表现得非常的可怜，可以这么说，人类在道德方面的智慧，远远落后于文明进化的要求。用古人的道德来看今天，则是今人比古人堕落，古人比今人完整。但是当你明白古人生活在一个何其简单的世界时，你就会知道，道德创造是一个非常困惑的难题。
保护青少年的文明素质要像保护我们的心脏和眼睛一样的小心，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课题。年轻人原本的人性并不坏，只是因为社会糟糕了，才会导致年轻人学坏。这个社会的支柱人物――中老年人应该反省自己的道德何其败坏，是他们太精明狡猾了，自己作奸犯科没有被抓住，然后他们就充当社会的裁判者，去指责年轻人道德堕落了，要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人。
更大更无耻的罪恶都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核心人物做出来的，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罪大恶极的成功人士在台上教训没有机会作恶的年轻人，这太常见了，年轻人于是悟出许多绕过道德的聪明法子，你看看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和《幻灭》，看看拉斯蒂涅给伏脱冷教导的例子，你就会恍然大悟，世界的潜规则是怎样的了。
总之，只有如下几件法宝是道德良好的必要充分条件：虔诚信仰，法律制度，民主社会，优质教育，美好生活。〔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德的名著《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指出：“在好社会里，所有的公民必须享有个人自由、基本的生活水准、种族和民族平等以及过有价值生活的机会。”他谈到“好经济”，“收入和权力的分配”，“管理：基本原则”等等，尤其关注穷人、环境和官僚主义问题，对于教育，他着重论述到教育的“决定性作用”：“好社会绝不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教育首先是为经济学服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政治和社会作用。教育本身就含有其存在的价值。……首先，教育事关社会是否安定。正是通过受教育人们才有希望有可能从不利的社会经济底层摆脱出来，加入更高的社会经济阶层。……在好社会里，教育还有两项至关重要的用途：其一，教育可以使人们聪明地管理自己。其二，教育可以使他们尽情地享受人生。……所有的民主国家每日每时无不担心愚昧无知的人对社会的影响。……社会中有那么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乱。只有凭借教育才可以确保这一小撮人成不了气候。但是教育和民主之间还有一层不那么明显的关系。教育不仅使民主成为可能，还使民主成为一种必需。教育不仅造就了懂得政府应负什么职责的人民，还培养了他们的参政意识。……受过教育的人民视参政为己任，决不肯默默当顺民。民主于是成了唯一可行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教育带来了民主。……教育首先是为了丰富人生，享受人生。正是教育为个人打开了一扇窗子，使他窥见到语言、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大千世界里五彩缤纷的种种乐趣。”说到教育如此重要，不能不特别指出：值得中国人警惕的是，中国目前的教育和好社会的教育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既无民主教育的内涵，也无文明教育的主体成分，如果我们的教育还是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的顺从工具，则中国永远没有一个好社会出现，我们还必须在“一代不如一代”的道德哀叹下活着。还要特别指出：中国人今天盛行经济大跃进和金钱挂帅，一定只能够产生道德荡然无存的局面，将来难以回头，一发不可收拾！
由此可见，只有在“好社会”里才有好道德，不是说用好道德来创造好社会，逻辑不可颠倒。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或者思想方法，值得传统的中国人深思，我们总是在道德问题上兜圈子，却从来不敢质疑我们是否有一个好社会，如果只是谈论道德问题，我们永远走不出圣人悖论，道德只是好社会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好社会的前提。但愿我们在新时代的新文明进化环境中，创造新的和谐的好道德。文明比人的素质范畴大，素质也比道德范畴大，道德只是最后的结果而已。
只有好社会，才有好文明，然后才有好素质，最后才会有好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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